傅家三次向国家捐赠父亲作品始末

  “捐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赠送(物品给国家或集体)”。
　　这个词，陪伴了一户人家整整35年的时间。
　　2007年1月6日，已故著名国画家傅抱石的子女将父亲的遗作——321件写生速写稿、86件论文手稿和71方篆刻印章，捐赠给国家，交由南京博物院收藏。
　　它们的保守估价，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事实上，这已是傅家第三次向国家捐赠父亲的作品了。从1972年到2007年，傅家先后捐赠了876件价值连城的画作、文稿和印章。
　　就在人们为此事议论纷纷之时，记者却意外获悉，这次捐赠的物品，曾由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过多年。
　　此前，傅家的珍贵物品怎么会辗转流入南京博物院；之后，它们又如何从南京博物院“回”到傅家？
　　为此，记者采访了诸多当事人，从他们的口中，探知了傅家人三次巨额义捐的曲折而鲜为人知的内幕。
　　第一次捐赠
　　傅二石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在书房作画了。
　　“一直在忙这次捐赠的事。”眼前的傅二石，虽然年已七旬，却比实际年纪看起来年轻不少，脸颊红润，气色很好。
　　他的家，在南京湖南路附近。爱斯基摩雪橇犬“刀比”(音译)是他的宠物，一见生人，便摇尾狂吠。
　　“它3年前坐飞机从加拿大过来，性格其实很乖。”傅二石冲着刀比轻声喊道，“不要叫了。这几天家里来了不少媒体的记者，刀比没有少叫。”
　　刀比“呜”了一声，摇摇尾巴走开了。
　　“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兄弟姐妹六人为什么要把父亲的作品捐赠出去，这么值钱，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等记者发问，傅二石就主动开口说道。
　　“嗯，这件事绝对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有能力把日子过好，大家绝对不会用出售父亲的作品来换取金钱。”傅二石说话前喜欢“嗯”一声，然后用手轻轻推一推金丝眼镜。
　　傅二石口中的“有能力”，确非虚言。
　　在傅抱石的子女中，长子傅小石成名已久，他的许多作品被国内外有名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1995年，其画作《潇潇暮雨》被中国政府作为礼品，赠送给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
　　傅二石是傅抱石的次子，如今的他在中国画坛上虽然不像父亲那样闻名遐迩，但人们都认为他的作品风格“酷似乃翁”。
　　三女傅益瑶，著名的水墨画家，现旅居日本。
　　幼女傅益玉，国画家、美术史论家和胶彩画家。
　　“嗯，我们兄弟姐妹从去年年初就开始商量捐赠的事。”傅二石说，“商量完了，我们就写信给省里的负责同志。不久前，我们实现了捐赠的愿望，同时成立了傅抱石艺术陈列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这已经是第三次捐献父亲的作品了。”傅二石沉默了一会儿，开始了回忆。
　　不为人们熟悉的第一次捐赠，是在1972年。
　　“解放前夕，父亲曾经托他的一位好友、外交官郭有守，将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些山水、人物画，约60幅左右，送到法国参展。解放后，这批作品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滞留在国外。”
　　“郭有守后来定居巴黎，父亲直到1965年9月29日突发脑溢血过世时，都未能联系上他，我们也不知道这批画的下落。直到1967年左右，母亲罗时慧从《人民日报》上获悉郭有守回国的消息，才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他。郭有守告诉母亲，那批画一直藏在巴黎艺术博物馆。”
　　“于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向巴黎艺术博物馆追索当时仅存的33幅画作。在那个年代，追索的过程复杂而漫长，所幸结果令人满意。当母亲得知父亲的画重回故土后，认为既然是国家出面要回来的，就应该将它们捐赠给国家。1972年，她去了北京，在父亲好友郭沫若的建议下，把作品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国家因此给了傅家3300元奖金，还发了奖状。
　　这33幅画作曾在傅抱石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并于2006年结集成《故宫博物院藏近代书画名家作品集——傅抱石》出版。
　　第二次捐赠
　　1966年，“文革”爆发。那一年的8月，流火烁金，一批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了汉口西路132号的傅家。
　　傅抱石的学生、原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喻继高对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那天，我正在画院抄大字报，忽然接到师母罗时慧打来的电话，说有一群红卫兵来抄家，把傅老的字画、图册、纸墨统统扔到院子里，还要当场烧掉这些‘大毒草’。我大吃一惊，立刻叫上十几个人，匆匆赶到汉口西路。我对领头的红卫兵讲：‘你们如果把这些罪证烧了，我们再开展批判不是没有证据了吗？请相信我们单位的革命群众的觉悟。’
　　“可能是因为我们人多，对方骂骂咧咧了一阵后，就撤走了。等他们离开院子，我觉得东西放在这里很不安全，就叫来三轮车，将地上的字画、纸墨、图册捡起，全部拉回长江路上‘总统府’西花园的江苏省国画院仓库里。几天后，傅家再次受到冲击，师母和师弟、师妹被赶出家门。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光是‘总统府’大院内便进驻了40多个‘造反派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画院的仓库门被砸开，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造反派甚至拿着绘有傅老画作的扇子，在大院里纳凉。”
　　陶宝槿时为江苏省国画院会计，见此情景，偷偷找来傅小石，经过点验，未发现傅抱石的字画缺失。
　　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鉴于“总统府”越来越乱，画院的工作人员决定将仓库里的重要物品，包括傅抱石的字画，悄悄转移到同在长江路上的江苏省美术馆。
　　美术评论家纪太年回忆说：“喻继高先生对曾对我说过，美术馆与总统府相距约200米，根据他的直觉，那儿似乎也不太安全。喻继高看到傅小石正把傅老的一板车作品往美术馆拉，便迅速走过去，暗暗叮嘱，要他趁人不备，赶快把作品拉回家妥善藏起来。听了喻继高的话，傅小石有些犹豫，因为当时他也是专政对象，行动上受限制，要是将来万一追查起来，担当不起。看到傅小石有些犹豫，喻继高说：‘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把东西拉回家藏好。’”
　　傅小石的夫人王汝瑜回忆：“有一天晚上，母亲用一只皮箱和一只木箱，将父亲的400多幅遗作送到我们住的小屋。当时我们家面积仅二十几个平方，送来的两个箱子占地太大，很容易被发现。怎么办？小石当机立断，把裱好的画全部拆掉，剪掉绫子和横轴，只留下画芯。我们干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全部裁好。处理后的画芯，由小石放在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咖啡色皮革旅行箱里，放在我们家的阁楼中。阁楼很隐蔽，身子胖的人根本爬不上去，所以这批画又在我们手中安全保存了一段时间。”
　　喻继高说：“不久，拉到美术馆的字画遭受空前劫难。有人爬上美术馆后的平房，把瓦掀掉，到里面去偷东西，盗窃之后又没有把瓦盖上，偏偏遇上阴雨天，雨水顺着被掀开的窟洞哗哗往里面灌，里面的作品不少损毁了。幸亏傅抱石的画作已经转移到傅小石家，而傅小石住在鼓楼后面的一条小巷里，当时未被外人所知，傅老的作品逃脱劫难。”
　　“文革”风暴愈刮愈烈，傅小石夫妇不得不把这批画请朋友辗转保管。“基本都是小石信任的朋友，比如现在移居香港的潘晓红。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都是你家放一段时间，他家放一段时间，为时约一年左右。1969年，小石将两个箱子400多幅作品连同清单一起交给了母亲。”王汝瑜说。
　　好景不长。1970年，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傅小石以“叛国”罪名被抓。“五七”干校专案组派人查抄傅家，抄出存折15张，合人民币2320元；现金1570元；金戒指一只；粮票400余斤。专案组还在罗时慧家中搜到两只装满傅抱石遗作的箱子，他们怀疑这是傅小石准备叛逃时带走的，于是写下收条，将这两只箱子带走。
　　“那时我已调到江苏省出版局工作，知道这一情况后，便约请魏紫熙、周健玉乘吉普车赶到镇江桥头镇的五七干校。到那儿一看，作品还在，便一幅幅清点、编号、造册。当时的清单一式三份，干校一份，我留一份，另外一份交给组织留档。傅老的遗作尚存429幅，其中有未完成的画稿，还有扇面、信札等。其中，《待细把江山图画》、《西陵峡》、《太白行吟图》、《屈原》、《平沙落雁》、《镜泊飞泉》等，堪称传世之作。”喻继高说。
　　“从干校回来，这些墨宝便由我亲自保管。最初放在办公室里，觉得不放心，过了半个月，我将箱子拎回家，塞进床下。后来又觉得家中也不安全，怕被偷，怕鼠咬，又将它们锁进出版局的仓库里。”
　　1972年，政治环境稍有宽松。有关方面与傅家商议，决定将这批东西暂交南京博物院保管。
　　从喻继高手中接取这批东西的，是傅小石的同学，著名书画鉴定专家萧平。
　　南京博物院暂为保管的这批傅抱石遗作，有卷轴32幅，镜片94幅，托纸245幅，未裱画14幅，扇面44幅，部分为傅抱石给子女的纪念品，也有许多未成稿。
　　萧平亦向记者证实：“当时，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这批画送进院里时，由我亲自清点入库。两个箱子塞得满满的，是傅抱石各个时期的真迹，大画对折、画轴全拆掉，有些画还破损严重。记得南京博物院曾搞过一次小规模的傅抱石作品观摩展，观看者需要持单位介绍信。”
　　现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的凌波副研究员说：“我们花费了大量人工、财力，将字画进行重新装裱。为了妥善保护那些艺术品，院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人与物共存亡’。后来听说，傅家人对此赞不绝口。”
　　傅抱石于1965年去世后，罗时慧被安排在江苏省文史馆做秘书，国家每月发60元生活费。在“文革”中，罗时慧的工资被扣发，家中存款也被冻结，子女下放的下放，坐牢的坐牢。
　　为了生计，傅家人想到了傅抱石的那批遗作。
　　事实上，早在1972年，罗时慧就多次向江苏省文化局提出，将傅抱石的遗作折价、解决住房并调子女回南京工作。在傅抱石的遗作中，有一部分画作的题款是专门给她或女儿的，所以罗时慧希望退还一部分给家属。
　　按照1972年前后的市场行情，傅抱石的一张册页，在国外要千元以上，国内收购一般也要七八十元一幅。
　　当时，江苏省文化局未答应罗时慧的要求，但考虑到傅家生活上确实有困难，决定先给2000元，同时调傅益瑶回南京。不久，面对罗时慧要回遗物的强烈意愿，江苏省文化局向上级建议，可参照故宫博物院的做法，从文物费用中拨款1万元作为奖金(加上次的2000元，共1.2万元)，发给傅家人。
　　该建议未被采纳。萧平也回忆说：“除了在1973年由罗时慧领回了落有她本人或女儿款的14幅傅抱石遗作外，其他皆无结果。南京博物院举办内部观摩展时，傅益瑶表示这批画根本不是哥哥傅小石所谓叛逃要带走的，并请我跟院里说情，退还画作。我告诉傅益瑶，这件事比较复杂，博物院也没有权力处理。”
　　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6月，罗时慧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信求援(1939年，傅抱石曾应郭沫若之邀，担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秘书)。在信中，她讲述了家庭遭遇到的困难和傅抱石遗作流入南京博物院的前因后果。
　　同年7月3日，郭沫若专门为此事给邓颖超写信：
　　“邓大姐：您好！我自上个月跌了一跤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所以很久没有见到您了。送上傅抱石的夫人罗时慧给我的一封信，请阅。此事不知怎样处理为好？请您考虑。可否转送先念同志审批，也请您定夺。顺致敬礼！”
　　直到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过世，此事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79年2月，罗时慧再次上书中央。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与江苏省主要负责同志商量：“名画家傅抱石的政策仍未落实，他的许多名画被人抄走未归还，请你同文化部有关同志联合查查。”
　　这一年的3月，傅家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决定“在傅抱石遗作429幅画中，由罗时慧同志拣选64幅(包括1973年已挑走的14幅)留作家属纪念；余下365幅，罗时慧同志自愿捐献国家收藏。为此，国家发给奖金四万五千五百元……傅抱石生前收藏的字画85件，书籍632种，家藏字画及其文物183件，金石印章69方和傅抱石手稿30件，全部退还罗时慧。”
　　在采访中，傅二石也向记者回忆了陪同母亲到南京博物院挑画的过程。
　　“那天我跟母亲都特别高兴。父亲的400多张画都挂在展厅内，我们的身后跟着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母亲一指哪张画，工作人员马上取下来，并做记号，一直挑到第50张。旁边的工作人员马上说：‘数目到了，您不能再挑了。’于是我们就走了出来。母亲后来对我说，‘里面有很多好画她都没有挑，因为是要捐赠给国家，怎么能把好东西都拿走呢。’”
　　傅二石沉默了片刻，继续说：“1979年，母亲将这4万元(当时堪称巨款)奖金悉数捐给了父亲的家乡——江西新余县。”
　　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对1979年的那次捐赠，凌波的记忆有些模糊：“那年傅家共捐出字画300余件，这都是登记在册的。”当前不久傅家第三次义捐时，凌波惊喜地发现，1979年由傅家人领回的金石印章、手稿这次也如数捐出。看着这些旧相识，凌波笑着说：“有的盒子上长霉虫了，回头入库房时，我们要重新消毒杀菌。”
　　第三次捐赠
　　2001年，91岁的罗时慧辞世。2007年1月6日，傅家兄妹将傅抱石的321件写生速写稿、86件论文手稿和71方印章悉数捐出，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傅二石说：“一般人都知道父亲是国画大师，实际上他还是篆刻和微雕巨匠。他一生绘画作品中所用的印章，都是由他亲自篆刻的。我们捐献的71方印章中，有67方为父亲的自用印，另有两方为他人所刻，还有两方是父亲在写好印稿后尚未来得及刊刻的。”在这次首次公开亮相的傅抱石印章中，有一方“采芳洲兮杜若”闲章格外引人注目。傅二石详细解释说：“别看这方雕刻于70多年前的印章并不大，但它的三个侧面上刻着《离骚》全文及《序》、《跋》，共2765字，须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到。”
　　傅家人的先后两次捐赠，使南京博物院成为国内外收藏傅抱石各类艺术品数量最多的文化机构。
　　书画专家为记者分析，1984年2月，傅抱石先生的珍品《唐人诗意图卷》在香港苏富比艺术拍卖公司以160万港元卖出；1989年1月，他的《九张机》图册以310万港元落槌；最为轰动的就是其代表作《丽人行》，以1078万人民币成交，创下中国画单幅作品最高的拍卖价格。
　　当下，傅抱石的作品是国际收藏界重点关注的目标，单幅价格最高超过4000万人民币。
　　三次捐赠，傅家人等于是将数亿元财富献给国家。
　　“这次捐赠，我们没有要一分钱，惟一的要求是给父亲建立一个艺术陈列馆。”傅二石说。
　　附记:
　　对于这次傅家的巨额义捐，凌波认为，这也是对南京博物院收藏能力的认可。
　　她告诉记者，书画的保管非常讲究，南京博物院为此专门设计了一种木制书画柜。该书画柜由10余个很薄的抽屉组成，每个抽屉只能放10件书画，这种书画柜对木材的质地要求很高，必须能防虫，不变形。“我们现在的书画柜都是用进口木材制成，一口柜子的造价至少要5000元。”
　　此外，整个库房对温度、湿度以及光照等的要求几近苛刻。“首先要求恒温恒湿。恒温是指温度必须在18-20摄氏度；理论上的湿度应该是55度，不过我们实践证明，60-65度才是最合适。”
　　说起恒温恒湿，凌波很是感慨：“我刚进博物院那几年，还没有现在的条件，同时又要求我们‘人与物共存亡’，所以大家大夏天都穿着羽绒服、大棉袄，缩在库房里。到了梅雨季节，库房更是很少开门。为了保护那些书画，保管员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南京博物院引进了吸潮机。这种当时很先进的东西着实让凌波他们兴奋了一阵，但很快又陷入苦恼。因为吸潮机发动起来声音特别吵，“就像轰炸机一样，人在里面呆上一天，肯定头昏脑胀，受不了。”凌波说着，直摇头。
　　“1996年，南京博物院启用了新库房。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安静，又能保证温度和湿度正常。”凌波说，“没多久，我们就发现新库房耗电实在厉害，院里的经费实在负担不起，于是决定白天开，晚上关。”
　　后来，有关部门给予补助，南京博物院每年40多万元的电费和其他几十万元的设备维护费用就不用发愁了。
　　凌波对记者说，现在除保管员外任何人不许进入库房，保管员虽然能进库房，但也得带有研究任务或者展览任务，目的就是防止人身上携带的细菌和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损害藏品。
　　“为了防止光照对书画的伤害，库房里常年都是黑漆漆的。”凌波说。